2016-03-15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动物,就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张越:199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至1997年任北京财会学校教师;1992年开始剧本创作,参与“我爱我家”“临时家庭”“候车大厅”“电脑之家”等电视剧编剧工作;1995年至2011年任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2011年至今任中央电视台直播互动节目“夜线”主持人。曾获中国电视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奖、中国电视25年25人称号、中国电视台优秀播音主持人称号等诸多奖项。2011年,带头发起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它基金。
2016年3月11日下14时至16时,“它基金”创始人及理事长张越女士来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为我院同学开展了一场以“动物保护”为主题的精彩讲座。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是当代青年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也是我院培养高端人才的目标之一。在这场荡涤灵魂的讲座中,张越老师不仅介绍了很多“动物保护”的现状及大众对于“动物保护”的争论,还引导了同学们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非洲象与象牙贸易:象牙会再生?
象牙制品普遍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喜爱,而中国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象牙倾销国。通常消费者可能认为制作象牙制品的象牙是取自于大象自然脱落的牙齿,象牙会再生,那么大象的生命也自然不会受到伤害,但事实的真相却是血腥和残酷的。几乎所有的象牙均取自于野生大象,而人根本无法靠近野生大象然后取走象牙,获取象牙的唯一办法是直接猎杀大象,然后砍下大象的头部取走象牙。中国主要的大象品种为亚洲象,象牙贸易的繁盛导致了亚洲象频被猎杀。目前中国的亚洲象仅有250头左右,且基本为母象,换言之,中国的亚洲象面临着种族崩溃的危机。但是消费者对于象牙制品的需求不减反增,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野象的猎杀与象牙的走私,盗猎分子也将目标转向了野象众多的的非洲地区。非洲地区非法猎杀大象的数量在2005年前后开始急剧上升。上个世纪初,非洲象的总数超过1000万头;到1980年,大象的总数下降至120万头左右;而到今天,非洲象已经不足50万头。2010年至2012年,超过10万头非洲象被猎杀,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头大象惨遭不幸。盗猎分子的手段也从猎枪定向捕猎发展到机枪扫射和水域投毒,水域投毒不仅污染了水源、破坏了生态,也使得大量赖此而生的野生动物死亡。
在非洲草原上,盗猎与反盗猎是一场战争。盗猎者多数是当地的匪帮组织,依靠走私象牙获取的巨额利润并不会为当地居民带来利益,只会使匪帮组织更加猖獗。在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的两间象牙罚没仓库里,堆放着来自12000头大象的象牙,累累血迹,斑斑白骨,尸臭弥漫。这些被罚没的象牙会陆续被焚毁,永远不会流入市场,因为只有这样的牺牲才能让更多人警醒。在肯尼亚,任何盗猎野象的行为都不被允许。成年象被猎杀不仅是其自身的不幸,也是其孩子的不幸。幼象出生后要经历三年的哺乳期,必须要有母象的贴身保护才可能存活,因此,母象的死亡往往也意味着幼象的灾难。为此,非洲国家建立了“小象孤儿院”,聘请护理员连续三年全天候照顾小象,小象成年后即将其放归自然,但是它们的未来仍旧充满了危险。这是一场屠杀与救助之间的赛跑。
人类对于财富的攫取,以及对背后代价的漠视,正铺就着大象的末路。2007年,中国和日本以“传承传统文化”为由游说CITES,使得CITES公约缔约国大会在2007年6月同意中国和日本可以一次性从非洲南部三国购买合法的库存罚没象牙,期望以合法象牙交易市场来减少并取代黑市交易,但是合法的象牙交易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市场的繁荣。由于政府对每年投放市场的象牙数量有限制,而利益市场又如此巨大,非法象牙走私再度繁盛。即便是那些拥有合法经营权的加工及销售网点,也利用其合法之便从事大量的地下黑市交易。中国作为最大的象牙消费市场,使得一些大象保护人士认为中国掌握了非洲象的生杀大权。2015年,中国和美国联合宣布将在本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这一举措让我们看到了野象保护的一丝希望。
据调查显示,70%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象牙的真实来历,而这些人中有80%的人表示,如果他们知道真相,将不再购买象牙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
争论1:为什么能吃猪肉鸡肉,却不能吃猫肉和狗肉?
当动物保护者对于人们吃猫和狗表示抗议的时候,得到的反馈往往是这样一句责问:“为什么能吃猪肉鸡肉,却不能吃猫和狗?”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本质上就没有明白两者的区别所在。通常我们可以按照功用将动物分为野生动物、经济动物、伴侣动物和实验动物四种。野生动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不可驯化,行为难以控制,对于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破坏它们的生存坏境,也不要去打扰它们的生活,盗猎这样的事情更不应该发生。经济动物则是在法律和习俗上认为可以宰杀食用的动物,以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如猪和鸡鸭。这一类动物多是人工饲养繁殖,符合卫生检疫标准,可以食用。对于这一类可以食用的动物,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用保护。人的生存是依赖于这些生命的痛苦和牺牲所得,文明的底线在于我们应当知道自己亏欠了什么。因此,对于这些经济动物,人道主义饲养和人道主义宰杀即是保护,而在当今中国,我们连这些都做不到。否则,又怎会出现注水猪肉一说呢?
第三类动物是伴侣动物,如猫和狗。这一类动物在某些国家是通过立法明令禁止不可食用,而中国目前尚无《动物保护法》。这些动物之所以被称为伴侣动物,是因为人可以从与其相处的过程中获得感情的支持。食用伴侣动物往往是对人类感情的伤害。而且,伴侣动物并未进行卫生检疫,食用伴侣动物可能对人自身造成危害。中国是全世界狂犬病防疫负担最重的国家,但防疫效果却是全球倒数第二,其根源在于本末倒置,忽视了源头防疫。对于这些人类的朋友,不随意买卖、伤害和遗弃已经是一种非常好的尊重与保护。而距离我们既远又近的实验动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学会节制和珍惜,因为人类使用的多数产品都是以这些动物的生命进行实验所换来的成果,对于那些必然牺牲的生命,我们也当心存怜爱之心,尽量减少其所承受的痛苦。同为生命,生有生的尊严,死也有死的尊严。
争论2:人的事情都还管不过来,为什么还要管动物?
“人的事情都还管不过来,为什么还要管动物?”这是不少人反对动物保护或者伤害动物的常用论调。但是生态世界本为一体,谁离了谁都会难以生存,人和动物的关系实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中国历朝历代均有颁布保护动物的相关条例,1934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颁布《反虐待动物法》,从特定区域开始推行动物保护,但这一进程被随后的抗日战争所打乱。英国作为最早的制定《反虐待动物法》的国家,其反虐待动物的进程是与禁止贩卖黑奴运动同步的。因为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眼前的个人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当人可以残忍地虐待和伤害他人的时候,所带来的对于世道人心的损伤,将在许多年以后毁了我们的国家。一个社会对于弱小者的良善和悲悯代表者这个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可能。当今中国尚未出台明确的动物保护法案,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奋斗的方向,我们需要达成共识,为立法铺路。周国平说:“一个虐待动物的民族,一定也不会尊重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感一旦麻木,心肠一旦变冷酷,同类岂在话下。”当今中国社会,恶性凶杀案件诸如杀童案、杀妻案接连不断,伪劣食品、假药、矿难、野蛮执法层出不穷,这些难道不是与活吃猴脑,活熊取胆这些残害动物的行为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吗?
张越老师已工作在动物保护领域10年,看到了太多人性的阴暗面,但她却强调:“要谨防的一个毒药是对人性的失望,因为坏事都是人干的,我一直告诉自己,如果我觉得有一天做到对人性失望,我就停下来不再干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挣扎,必须时刻说服自己怎么不恨这个世界,继续去爱这个世界。”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是饱含伤痛,却仍旧要心怀希望的赎罪之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吾辈学子,当思之效之。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演讲者确认)
撰稿:王容
摄影:谢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