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耕读书会之十一 | 贾葭：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11月2日晚， “耦耕读书会”第十一期读书沙龙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403教室举行，活动主题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贾葭先生作为主讲嘉宾，透过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探讨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贾葭先生先后于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香港《凤凰周刊》、《GQ》杂志中文版任编辑、首席编辑，阳光卫视新闻部副主编，《腾讯·大家》的创始主编。2005年与安替等创立线上政论杂志《纵横周刊》，并任社委。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看天下》杂志、香港《号外》杂志、台湾《新新闻》周刊、《中国时报》等媒体开设时事及文化专栏十余年，作品有《我的双城记》等。

讲座中的贾葭先生

西方城市化进程——内生动力

十多年来，贾葭先生陆续不断更换写作地点，从北京、香港、台北到深圳，对中国城市有着深入的观察与体会。贾葭先生认为，中国城市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城市现代化的驱动力不同。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是内力驱动的过程，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自然形成。工业革命之前，首先发明了很多半自动化的机器，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之后在能源上又有了突破，如蒸汽机的发明，工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而在河流和港口交汇地，聚集了大量的工业人口，这是城市商业化和资本流动的结果。在西方城市化进程当中，言论和公共媒体非常重要，是对王权的一种挑战。西方宗教改革之后，真理中心与权力中心是分离的，言论与公共媒体有助于生产真理和制造真理，可以对抗王统。所以，言论与公共媒体和权力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公共媒体可以监督权力。随着西方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扩大，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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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外力驱动

而中国城市现代化与西方恰恰相反，其城市化进程是外力驱动的。首先，南京条约后，从1842年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到1930年代开放广东中山港止，中国通过签订条约形式被迫开放的口岸和自行开放的口岸达到104个。五口通商是将通商、甚至部分外交权力划分到两个衙门，设置负责外交事宜的专设大臣——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南洋大臣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一般由直隶总督兼属。口岸开放后，外国人在中国复制原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带来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开始。其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兴起，造铁路的风潮促成了北京、郑州、徐州、上海、西安等铁路枢纽城市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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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为中心

贾葭先生以上海为例，指出上海将金融家、制造业者、企业家、工程师、记者、翻译等不同职业拉到了同一个空间之内，并用新的方法解决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首先，1843年上海租界开辟之后，外国人慢慢进入，外国人与中国人沟通的需求产生。买办与译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弭了信息不平等或信息壁垒。其次，当时上海的大众传媒发展迅速，报纸和文化出版机构相继出现，体现了西方列强入侵后西方生活方式的浸染和挑战，从《申报》到后来的《大公报》《上海报》《上海民报》等，媒体发布与收集信息，起到了中介与平台的作用，促进了人和信息的流通。第三，进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时间统一。1927年建造的上海海关大楼，完全复制于威斯敏斯特宫报时钟，铸造后自伦敦海运至上海吊装，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大钟正是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上海乃至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精准计时的时代。列车时刻，公交车，大学上课，工厂下班，戏院排班，商店开门，都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秩序之下，也促成了港口与铁路的发展，促进了了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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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何以为标本？

贾葭先生指出，作为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标本，上海的城市化促使民族主义、社会团体、现代商业以及现代学术的诞生。

第一，民族主义之诞生。民族主义只在城市中诞生，不可能在乡村中诞生，因为民族主义来源于认同，认同只有在城市这样的大空间或场域中才会产生。民族主义的诞生是在城市认同之后，加上报纸的渲染，国人慢慢产生“我们是中国人”的观念。从1911年到1919年，几次民族主义思潮和当时遭遇到外敌的压迫有密切关系。

第二，社会团体之诞生。在城市化过程中，有非常多的问题要处理，如孤儿、孤寡老人、出家人等。例如生意人成立同业公会，就可以以工会的名义和官府对抗官府的欺压，或者制定行业的条约、规程等。所以，在商业密集的时候，就会产生社会团体。

第三，现代商业之诞生。商业发达之后，中国传统经商的低买高卖是一种较浅显并原始的商业行为。当上海出现股市、汇市、期货等现代金融知识时，传统的知识已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上海的商业资本从一开始就与传统中国的商业拉开了界限，从商有专业门槛，需要具备专业知识，需要通过学习去掌握这些知识才可以从商。于是出现了语言学校和商业专门学校，随后出现了商学院。从商品到消费到生活方式，上海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商业文化，缔造了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也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序幕。

第四，现代学术之诞生。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了大学的诞生以及现代学术的发展。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划归如今的华东政法大学。随后，震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国公学等一流的高校逐步在当时的上海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