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耕读书会之十二|韦森：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的本质

“一进入货币领域，仿佛进入了一个迷雾丛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所有的经济学知识都在摇晃。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明朗起来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迷糊起来了。” 11月24日下午，面对现场和网上的近2000位观众，韦森教授如此形容自己初入货币研究领域的感受。而这也是他在“耦耕读书会”第十二期读书沙龙上的开场。

韦森教授在讲座中

韦森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近些年，在预算法修改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韦森教授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被政府决策层所采纳。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韦森教授曾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上百篇，已经出版《社会制序的及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重读哈耶克》、《国家治理体制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等学术专著19部，并曾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曾为《财经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FT中文网》和《腾讯•大家》专栏作家和凤凰网的特聘经济学家。

感叹之余，韦森教授用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怀特海（Alfred N. Wheathead）和格莱德斯通（W. E. Gladstone）的名言开始了这场题为《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的本质》的学术之旅。

“每个时代都给人类一个教训但却总是被人们所遗忘，那就是：思辨哲学从表面上来看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是那么遥远，且与人们的利益无关，但实际上却是对人们影响最巨的东西。”

——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

“最抽象的东西是解决现实问题最有力的武器，这一悖论已完全为人们所接受了。”

—— 怀特海（Alfred N. Wheathead）《西方文化中的数学》

“因专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爱情所愚弄的人还多。”

——格莱德斯通（W. E. Gladstone）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无形的货币世界之中”

韦森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各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人人生活在一个无形的货币构成的世界之中。去商店、去餐馆、在网上消费购物，都离不开货币，即使一天不出门、不上网、不花一分钱，人们也生活在货币之中。“因为你家的电表在跑，你银行账户中的储蓄在变化，你的房产价值在变化，你若在金融市场上有投资，你的股票、债券在涨在跌。”

现场认真听讲的观众

但是，韦森教授反问，别说那些被迫“裸贷”的学生们，那些百亿、千亿乃至有万亿资产的富豪和贪官们不知道什么是钱，就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整天在证券公司、投行、银行甚至政府部门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们，弄清楚货币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弄清楚货币是怎么产生出来吗？弄清了货币与经济发展、通货膨胀、与房价和股价的关系了吗？他的答案是——“没有。”

“到底什么是货币？且看经济学家们如何说”

在经济思想史上，从英国古典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到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英国经济学家庇古（Cecil A. Pigou），到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再到当代货币主义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泰斗阿罗（Kenneth Arrow）等都对货币的定义发表过自己的观点。

韦森教授强调，理解了什么是货币，把握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懂得了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均衡中的作用，就大致理解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反过来看，可能主要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在“什么是货币”、“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上所见各异，才衍生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和当代经济学中的林林总总的门派和思想体系。

韦森讲授在演讲中

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一般认为，对货币的本质的把握有两条思路：一是货币“金属论”，一是货币“名目论”。但是，新近的研究发现，问题已经不再是“金属论”与“名目论”之争，而是“商品货币观”和“货币债务起源说”之差。虽然“债务货币观”得到了近几年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最新研究的证明，但是，“到今天，我自己看来这样的区分有进步，也有一定的问题” ，韦森教授说。

关于货币的本质，世界上最新的理论发现认为“货币源于债”，本质上是一种信用，一种支付承诺，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种“债务支付契约”。国家的货币发行（法币）从原初到现在实际上都是“欠债”。韦森教授同时指出了其中的困惑：货币又不是一个固定的量，“王朝”、“政府”和“央行”不断地试图改变它量，主要是通过铸币和增加货币供给来扩张，实际上是向整个社会“征税”和发一种不用还款兑现的“债”。在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中，商业银行又不断内生地创造它。在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随着企业的破产和银行的倒闭又不断地消灭它；在当代金融体系中，证券和各种金融机构又不断放大它。

因此，韦森教授强调，要把握货币的本质，还要从货币的职能着手。综合经济思想史上各家的不同理解，他主张应该把货币的职能划分为以下四种：一是计价和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 or numéraire）；二是交换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三是支付手段（means of payment）；四是值贮藏（store of value）。

“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的本质”

在新近出版的《人类货币史》一书中，欧瑞尔（David Orrell）和克鲁帕提（Roman Chlupatý）认为，“货币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其历史和文字的历史一样久远，而且二者密切相关”。他们还认为，“货币和文字都是用符号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为沟通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具有社会性，并且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两位作者还举例道，现存最早的文字制品是5000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社会用于记录粮食库存的泥版，因而他们认为，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的楔形文字（英语的cuneiform源于拉丁语）记录中，也可以看出“货币”在人类社会最早出现过的记录。

韦森教授指出，在古代苏美尔人的社会中，银被用于借贷、租赁和政府罚款支付关系很早，有4000至5000年的历史，但银和金作为一种市场交易媒介，至少要晚500至1000年，这是早期远古人类文献确实说明“货币起源于债”（银或金）先是用于支付债务，然后才用来做市场交换的媒介。由此也可以认为，货币的“支付手段”与“交换媒介”职能是可以分离的。但是，货币一旦作为支付手段在人们之间流行开了，也很快就能作为“交换媒介”发生作用。

韦森教授在演讲中

同样的情形和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韦森教授介绍，中国钱币史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以貝做货币，最早始于夏代。其根据是在早在公元前80年前后出现的《盐铁论·错幣篇》中就有“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之说。在《汉书·食货志》中，班固曾说：“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貝所分财、布利，通有无也”。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有“货貝而寳龜”之说。

“另外，从中国古代的文字结构来看，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带有 ‘貝’的偏旁部首，或者说是由貝字演化而来。从中国古文字的使用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描述人们市场交易手段和社会生活中与支付和买卖活动有关的字，都差不多有‘貝’的偏旁。这也充分说明貝在中国古代社会确实被用作为我们今天所理解贈赐、债务支付，以及商品买卖、财产转让和租赁支付中所用的‘货币’了。”韦森教授强调。

到了西周时期，除了各种貝被用作支付手段，金、银等贵金属和铜等贱金属也开始被赋予了赏赐和罚金的一种货币对象性。但是，韦森教授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无法从出土文献中找到商周时期用称量铜或铜饼做市场的“交换媒介”的记录，作为支付手段的记录却大量发现。从中国夏商周的出土墓葬文物和青铜器上的铭文中，也说明中国古代无论是“貝幣”，还是“称量青铜”，均多是作为支付手段来用，而不是作为“交换媒介”来使用。在一些后来的传世文献中所提到的夏商周时期的市场贸易也多是理论推测，且主要是讲“物物交换”。

“从货币制度的差异看东西方社会的不同演化路径”

“轴心时代铸币几乎同时在三大文明中产生，且先是私人铸造，但很快被国家垄断。”韦森教授指出，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铸币主要是金银铸币，而只有较短时期实行过铜铸币，且主要作为辅币。而中国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主要采取的是铜铸币，宋元以后实行过一段时期的纸币，明代中期到清末实行过称量白银和少量以黄金货币。但实际上，这种中国的历史上各朝代中的铜铸币、纸币、金银称量货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制度有着根本的制度差别。

究其原因，韦森教授认为这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有关。因为，尽管货币同样是用于市场商品和劳务交换的一个工具，但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皇权专制一体的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在这种传统中国社会中，实际上是奉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刚性私产制度的一个皇权专制社会。个人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传统中国没有完全形成，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没有生成。加上从秦汉王朝到晚清，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所基本上实行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导致中国数千来基本上是一个市场贸易相对较少的自然经济。

读书沙龙现场

这反映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货币制度上，虽然可以认为货币源于商品交易和债务支付，但一旦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货币实际上成了皇帝和政府为了有限地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所以，从春秋各国铸铜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采用的货币秦半两，再到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制和唐帝国开始的通宝铸币，货币的铸币权全被垄断在国家手中，并屡屡禁止甚至通过处极刑和杀戮来禁民间货币私铸。这就是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中的“货币国定论”的起因。韦森教授强调，由此看来，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与其说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的铜铸币主要是用作商品和贸易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以及债务清偿手段，还不如说是皇帝和官府为维持王朝运作的一个工具。

反观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和文明，尽管皇帝、君王和军事首领从表面上看，也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样，要用金属铸币来支持皇室开销、城堡营建，乃至官员的俸禄和军饷，但是，因为一开始西方各国的皇帝君王们就用有其“真实内在价值”的黄金和白银贵金属铸造货币，他们对民间和商人的攫取和掠夺实际上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看成是一种“交易”和交换：我为你服务，你取我的商品和财物，要给我足值的金银货币。这本身就意味着皇帝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也存在真正意义的财产和个人劳动能力的私有。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与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实行金银铸币的国家的货币制度的本质区别。

北大汇丰商学院公关媒体办公室主任、经济金融网主编本力老师向韦森教授赠送纪念品

韦森教授最后判断，无论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货币的起源和形式如何，到了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创造机制正在趋同。人类诸社会正在从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的纸币制度向无任何锚的电子数字货币制度演进，而这种无锚的电子货币也正在向货币本身作为债务清偿和完成物品和劳务交易比例的一种记账货币的本质回归。

他同时指出，“要命的是”，在任何社会中，作为记账数字比例的货币都不是一个常量，而是由皇室、政府、造币局，央行、商业银行乃至个人所能创造的一个变动不居的量。这种货币量的变动不居，又在社会经济运作中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涨跌乃至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外在形式反映出来。没有货币，人类就没有市场交易、经济运行、科技进步和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有了货币，货币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历朝历代国家和经济繁荣与萧条、乃至社会动乱和王朝兴替的一个原因。“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所有国家和社会均离不开货币，但世界各国到目前均还困惑在货币之中。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实，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悖论。”